周重林专栏：酒与礼仪之道（二）_普洱茶人物_中华普洱茶网

统治者想通过酒礼来控制、传到次序，但酒每次都游离开，这是酒生命力的体现，也是其矛盾之处。

在酒礼中，恰逢其事的任何一个人都被抹去个性，他只要适应并迎合这种场合，让酒本身来承担礼仪的功能。喝酒之人，只要接触到酒杯，所有关于酒的礼仪、劝诫就会迎头赶上。

酒上升为礼仪之道后，有了新的价值标准，扮演着崭新的文化功能，感性的无节制和滥饮就被视为不符合国家礼仪和社会伦理，理性的克制与警惕才能让酒长存，酒也自此变成了中国文明的重要标志。从这点出发，可以去拷问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现象，伦理和人性就在其中。

魏晋一干人要反对礼教，他们不能从反对文字这一媒介出发，典籍就在那里，礼仪写得明明白白，让他们最便捷最容易下手的就只有酒这一媒介，他们把酒矛盾引发的双刃文化发挥得淋漓尽致。孙绰借酒发狂，孔凯借酒发气，胡母辅之喝酒后披头散发、赤身赤裸……魏晋时代著名的竹林七贤，更是借酒形骸放荡，痛斥礼法，酒是表象，礼仪规范才是核心部分。不过，等到晚唐品酒艺术成型后，阮籍所谓礼不为己所设，遭到了一致的斥责。

周代的"乡饮"是一个由地方长官主导的饮酒会（所谓"饮酒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目的是寻找人才（针对年轻人），论政策得失（听听老者建议），也体现亲民的才智并举吃喝大会，有着强烈的德教目的。

到汉代乡饮延续，祭祀之礼已经深入到民间，每年春秋两季都有，这项礼仪甚至有影响到家庭收入的程度，因为酒肉确实很费钱，所以主导者一般都由各地的大地主来承担，参与者也主要是邀请式，这种模式的"乡饮"一直延续到晚清。

民间平民百姓则延续着一种野宴风俗，传说这一风俗起源了西王母招待穆天子瑶池宴。汉代的"上祀日"是周代外出洗澡、玩耍、祭神综合性郊游的一种延续。到了魏晋，"上祀日"固定在每年的三月初三，各个阶层的人都在这一天外出春游，士大夫曾经出现了"曲水流觞"这样的雅士乡饮。

令人意外的是唐代，唐代宴会非常之多，有新进士的"曲江宴"，有三月三的"上祀节"，有专门针对妇女的"探春宴"和"裙幄宴"，其他尚有"烧尾宴"，"船宴"等等，根据文字记载的五花八门的宴会还有许多。

享受主义抬头是唐代一大特征，苏轼在宋代就注意到，"春"在唐代的意象非常之突出，具体而言，就是"春"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酒"的代名词，酒名带春，饮酒叫"饮春"、"品春"，无论是正式宴会，还是非正式的野宴，都是"春色无边"，有美酒，有美女，春天又回到《诗经》中男女交往、男女交欢情境中。喝"花酒"之说，有着很深的传统，至少汉代有喝椒酒之习俗（崔寔《四民月令》），描述周代生活的《诗经·椒聊》中，"椒"有着强烈的生理欲望暗示，魏晋时代出现的《椒酒颂》进一步把这种意向强化，祈福男人有个好身体，家庭多子多福。

晚清徐珂在《清稗类钞》里，记载了当时的宴会情况，我们还能看到来自周礼的种种简化程序，吾国礼仪之道真是久矣：

宴会所设之筵席，自妓院外，无论在公署，在家，在酒楼，在园亭，主人必肃客于门。主客互以长揖为礼。

既就坐，先以茶点及水旱烟敬客，俟筵席陈设，主人乃肃客一一入席。

席之陈设也，式不一。若有多席，则以在左之席为首席，以次递推。以一席之坐次言之，则在左之最高一位为首座，相对者为二座，首座之下为三座，二座之下为四座。或两座相向陈设，则左席之东向者，一二位为首座二座，右席之西向，一二位为首座二座，主人例必坐于其下而向西。

将入席，主人必敬酒，或自斟，或由役人代斟，自奉以敬客，导之入座。是时必呼客之称谓而冠以姓字，如某某先生、某翁之类，是曰定席，又曰按席，亦曰按座。亦有主人于客坐定后，始向客一一斟酒者。惟无论如何，主人敬酒，客必起立承之。

本文为《茶与酒，两生花--中国文化的双生结构》上篇《茶酒论》第六章：茶酒在饮食、礼仪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