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茶市场:老班章树叶吐大钱(一)

网7月28日 班章古树茶林，茶农们在清晨伴随着"嫩坝山"（哈尼语）上的第一缕阳光，上山采茶，这些古树茶生长在1700米至1900米的布朗山雨林中，最少都有百年以上历史，自古以来，老班章村民沿用传统古法人工养护古茶树，遵循民风手工采摘鲜叶。

"妈的，这鬼路，到底什么时候能修好。"

三菱猎豹用15迈的速度，行驶在波浪式的山路上，车主杨文嘴里碎碎地抱怨着，右手则不断地在1档和2档之间来回拨弄。在这种山路上，2档以上的档位基本是弃用的。

汽车颠簸在路上，两边车轮走过的路面的最高落差会有50公分左右，车子经过时，我们就像坐在一个充分摇起来的摆锤上，车钥匙撞击车体发出的金属声从未停过。路的另一边，便是万丈山崖。

杨文的姐姐坐在副驾驶位置上，她时不时地按下电动车窗，向窗外吐口水。

"妈的，嘴里都是沙子，吐都吐不完。"每吐一次口水，她就这样骂一句。车台上，一层黄色的灰尘像布一样铺开，在猎豹摇摆间，车内的空气都是乡土的味道。

从勐海县城到勐混镇是一条柏油路，从勐混到曼弄村是一条柏油混合拳头般大小的石头铺就的路。这样修路的目的是为了限制汽车在山路上快速行驶。

到了曼弄，向右拐，便上了这条波浪式的山路。尽管这条路不限速，也见不到交警的影子，但从来没有司机会超速。

"开到20（迈）以上，人的屁股是基本上离开座位的。"杨文说。

越过这条长度为32公里的也许是中国最烂的山路，就到了也许是中国最富裕的村庄--老班章。这个因茶而富的村庄，现有127户人家，每户人家采茶的年收入均超过百万。从这个村庄出去的茶，也以老班章命名。

仅仅在10年前，把这个村庄称为中国最穷的村庄也不为过。那时，他们甚至要到别的村庄讨饭吃，才能保证一日三餐。

在通往老班章的公路上，一些广告商会把汽车广告写在四方形的木板上，就地取材，钉在公路两旁的大树上。其中一个悍马广告这样写道：遇山过山，遇水过水。

在别的省份，通往乡村的公路上，很难见到这样的广告。在内陆省份，我见过最多的广告是摩托车，还有彩电，最普遍的就是一些床垫广告。

汽车一路扬尘，就算仅仅相差5米的距离，也绝对看不清楚前车的尾号牌。扬起的灰尘，落在行人身上，已是一头灰白，就像刚在地上打了个滚。

32公里的路盘旋在6座大山上，经过4个小时的颠簸，一个依三角形的山坳而建的村庄--老班章出现了。

没人要的茶叶

朱琪上老班章村时，已经过了每年春茶最好的采摘期。她是勐海本地的茶商，在老班章茶最疯狂的2007年后进入茶业行当。

每年3月，都是最好的春茶采摘期。朱琪那时候压根不敢上来，"卖得太贵了，手上都不敢压货。"此次上山，是应客户要求，买了5公斤茶叶。今年老班章的古树茶最低每公斤可卖到6000元，一些单株的古树茶最高可卖到一公斤6万元。

朱琪觉得，这种疯狂类似于2007年。因此，对于她这种小本茶商而言，规避资本风险才是第一位的。"客户要，我就上来收点，客户不要，我就不往这个方向来。"

4月的老班章，只有老人还在留守，年轻人基本上都下县城过傣族新年了。在村里，我偶尔见到一年轻人，长方形的鳄鱼钱包紧插在屁股的右口袋里，牛仔裤配黑色的大头皮鞋，头上打着发蜡，闪闪亮。这种90年代初期在广东流行的打扮，被这位年轻人复制到了村里。

他也要去县城，出门前，父亲给了4000块钱。他单身的二姐，拿了6000元，至于那个负责家里财务的大姐，他也不知道到底拿了多少钱。"就去县城，玩两天，就回来。"

杨文的姐姐觉得，村庄富裕起来后，父母给孩子的零花钱"多得太过分了"。"他们已经忘了穷日子是怎么过的了。"

朱琪第一次来到老班章村是2001年，那时她15岁，跟着姐夫上山为村民的房屋安装不锈钢。当时，这个村庄的房屋多数为木质结构。

村民的热情给朱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同现在村民的冷漠给她的印象一样深刻。"那时候他们都是用口钢杯泡茶给我们喝。"朱琪说，"现在连一小杯都不舍得给你喝了，顶多给你一瓶矿泉水。"

不锈钢安装后，部分村民家里实在拿不出钱，便找朱琪的姐夫商量，是否可以用茶叶来抵部分不锈钢的货款。但她姐夫没有同意，理由是茶叶拿回去没人要。当时，一公斤茶叶最多只能卖到6块钱。

朱琪说，如果按照当时的市价，可以换回几百公斤的老班章茶叶回来。"早知道这样，我们换回来都发财了。"

在当时的老班章，用茶叶当报酬似乎是一种习惯。"太穷了，拿不出钱，又不好意思让人空手回去，就只能拿茶叶了。"村民杨文说。

朱琪的朋友张永德记得，在茶叶还不值钱的时候，老班章村有一个产妇要生了，下山请了一医生。为了感谢医生，这家男主人随手拿了一大袋老班章茶叶给他。医生下山走到半路时，看到路边有两个南瓜，便把整袋茶叶倒在路边，把两个南瓜装回了家。

杨政民那时还是老班章村村委会的副主任，他是村里为数不多的读过高中的3个人之一。村委会设在新班章，离家10公里，每次回家，绕山路，要走两个小时。

当时的勐海茶厂在村委旁边设了一个茶叶收购点。老班章所有的茶叶都是通过这个收购点走向村外。茶农在跟收购点做买卖时，根本没有议价能力。"他们说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杨政民说，那时候收茶叶，并没有分古树茶和小树茶，只按等级分为一二三。

如此，村民们摘茶动力没那么积极。他们对茶园也不怎么打理，任由茶树自生自灭，摘茶也只利用农闲时间，买多少算多少。"那时候，只要你愿意，你到任何一家茶园去摘茶叶都没人说你。"杨政民说，也没多少人愿摘，基本都是长在树上，看着茶叶一片一片老去。

搬出老班章

老班章的茶树在村民不理不睬的态度下逆势生长，这主要得益于这里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老班章村位于海拔1700米的布朗山区。冰川纪，青藏高原挡住了寒流，让这里成为了地球上古老物种的天堂，最早的茶树就是长在这里。

茶树的繁荣并未给他们带去财富，这种环境反倒限制了别的农作物的生长，给村民造成了很大的生活困难。老班章村的土地很难种植别的物种，就连水田的产量也不高。这里5亩田的产量，还不如跟老班章相隔25公里的老曼娥村一亩水田的产量。

在这种环境下，吃不饱饭是村民的常态。于是，逃离老班章成了当时很多人的想法。现在的卫东村，以及新班章村都是由老班章村民搬过去后建设的村庄。

当时，在没找到合适地方搬离之前，老班章的多数村民只得到周边稍稍偏远些的荒地上开荒，种点土豆，以及水稻等农作物填肚子。杨卫华的爷爷便是开荒者之一。

1965年，经多年经营，此地逐渐繁荣，农作物产量也比老班章高得多，杨卫华的爷爷便和其余60户人家商量，干脆搬了过去，不再回老班章。日后，这里为仍居住在老班章的很多村民解决了吃饭问题。

刚搬到这里时，村庄取名勐囡。一年后，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这里的村民为了表达他们誓死效忠毛主席的决心，便改名为卫东村。虽然与卫东村仅隔20公里，老班章村民得知文革时，这场运动已进入尾声。如今，这些村庄的村民家里仍挂着毛主席的画像，有些甚至还把瓷砖烧制的画像贴在墙上。看到这个场景，我仿佛穿越到了90年代中期。那时，这种画像在我生活的小县城--瑞昌非常流行，几乎每家每户都会挂在厅堂的正墙。"你们拜佛，我们拜毛主席，都是一样的道理。"当地一位村民说。

搬到卫东村头几年，在茶叶采摘季，杨卫东的爷爷还常带村民回老班章采茶。"那时刚搬到卫东村，自己在这边种的茶树还没长起来，空闲时就回老班章采茶自己喝，有多的再拿出去卖。"杨卫华说。

回去摘茶叶的还有新班章的村民，他们比卫东村更早建村。

他们在新村庄种的茶树长起来后，就很少回老班章了。倒是留在老班章的亲戚常去卫东村或新班章村串门，讨粮食吃。因为路途遥远，又无人愿意打理，搬出老班章村的人就把茶园送给了村集体。

当初，老班章的祖先搬到这块土地居住时，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辛苦争来的土地，子孙会因贫穷而逃离。今日老班章村所在地，是现老曼峨寨布朗族先民世居辖地。

1476年，老班章村的哈尼族先祖--爱伲人，从毗邻的格朗和山迁至此。他们为了能在这里长久生存下去，便向老曼娥寨布朗先人请求，把老班章村周边的山地、林木、田坝及漫山遍野且已有数百年树龄的大树茶一并给他们。慷慨的布朗先人如数答应。

后来，老班章爱伲人为了感谢布朗先人，每年岁末都会向老曼娥寨进贡谷种及牲畜，这个习俗一直保持到90年代末才结束。"那时候人口少，田地又多，大家都够吃。"杨卫华说，后来，人丁兴旺，田地根本不够分，一些敢面对现实生活的人才开始寻求往外面居住，先后经历过两次人口迁出。

未迁出的李开华，依然记得去卫东村亲戚家讨粮食的情况。虽然老班章离卫东村只有20公里路程，但他每次都要走一天。"都是山路，很难见得到人。"李开华说，每次串门就带点茶叶，回来就可从亲戚家带一小袋大米。他基本上每两个月就要跑一趟卫东村。

搬到卫东村、新班章村"可以吃饱饭"的消息传到老班章后，留守村中的人非常羡慕，包括李开华在内的多数村民在断粮的情况下，都会跑到这两个村庄讨粮。以至于李开华他们都想搬离老班章。

最终，李开华还是放弃了。他觉得，先前搬过去的人早已站稳脚根，而自己过去却只能从头开始，"还不如守在老村里等机会。"

通往山外的路

这个与世隔绝的村庄，当村民们得知文革时，已是1974年，革命已近尾声。为了跟上潮流，他们在村里也搞起大批判，但形式却没有外面世界的那么激烈。他们把一个此前是地主的人拉出来，让他写了一封检讨书交给村委，然后就放回家了。"当时村里人以为这就很厉害了。"李开华说。

村庄的节奏比外面的世界总是慢了半拍。老班章村民也想让村里跟外面世界接轨，把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可文化大革命结束了。1976年，毛泽东在北京逝世。可村里得到这个消息已是两年之后，这个村庄仍在继续文化大革命，依然批斗那些前地主。

直到有一天，老班章的村民才从来自卫东村的亲戚口中得知，原来革命已经结束了。他们这才明白，要开始一种新的生活。

这一次，这些从来没有出过大山的老班章人，终于超过了中国的节奏。1981年，在村民的要求下，他们开始把茶园以及田地分到各户。杨政民说，那时候他们根本就没有听说过小岗村。1978年，安徽小岗村18户村民，冒着坐牢的危险，开始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集体的时候，村民的积极性太低了，种的粮食又吃不饱，大家都觉得应该自己干自己的。"杨政民说。直到1982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才明确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建国5年后，布朗山乡政府成立，老班章归其管辖，但因山路遥远，政府人员除了送毛主席画像，基本不到村里。杨政民说，这倒给了老班章村民一个自治的机会。

幸好，他们不知道分田到户的危险。"如果知道这样做要坐牢，谁愿意冒这个险啊，就算饿死，也得跟着吃大锅饭。"杨政民说。

分田到户后，老班章村民种农活的积极性明显提高。1980年代末，这个村庄的民众终于脱离饥饿。如果天公作美，他们种的粮食刚好可以解决自己的温饱。

但茶树上的叶子依然不值钱。当时的中国，可口可乐才是一种让城市人着迷的饮品。10年前，中美建交3个小时后，可口可乐宣布进入中国市场，之后的第三个星期，第一批可口可乐产品从香港经广州运到了北京。

为了庆祝粮食丰收，他们在老班章村的空地上跳了一整夜的哈伲族舞。但他们的命运，仍像在茶树上随风飘动的叶子，不可掌控。"那时候真不想别的，能吃饱饭就好了。"杨政民说，也是从那时候开始，他们结束了爱伲人世代狞猎的日子。"那时候田地很远，我去趟我家的田要走13公里，要走3个小时才到，一般男子走路快的话要两个半小时才到田地。当时我们种田的时候，鸡一叫就爬起来，天亮就到田里，那时候真辛苦。"

解决温饱后，老班章村民开始不满足黑暗的生活，寻求光明。1992年，老班章村倡导村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从原始森林中的羊肠小道，将几百根水泥电杆抬上布朗山，终结了世代靠火塘和松脂照明的黑暗。

"要致富，先修路。""养两个娃，不如养一头猪。"此后，这种白底黑字的宣传标语，在中国乡村的墙上随处可见。

10年后，有了光明的老班章村民开始谋求打通跟外面世界联通的道路。此时，杨政民已是老班章村的副书记。"我们村也要改革开放。"但显然，老班章人执行了标语的第一条，抛弃了第二条。在这个村庄，超生成了常态。

4月15日，在下山的路上，杨文指着波浪式的山路，说"这些都是我们当年一锄头一锄头挖出来的"。他觉得，现在的路已经算得上历史上最好的了。尽管依然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

当时，路修到一半，挖到了石头山，用锄头已经很难挖下去了，村民们垂头丧气。杨政民带着两个村民找到县政府。此时，他们正赶上了政府鼓励在乡村修建公路。2003年，中央政府在农村地区启动了一项为期两年的建设工程，准备修建近二十万公里的乡村公路。这个数字，超过了之前半个世纪中国在乡村修建的公路里程的总和。

勐海县政府接着老班章村民挖不动的路继续修下去，让这个村庄结束了与世隔绝的日子，也让外地人和老班章人重新认识了茶树上的那些叶子。

"突然发现，树上长的哪是叶子啊，都是钱。"杨政民说。

（作者：杨帆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责编：艾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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