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版纳缘：亲缘·茶缘·六山缘·情缘_普洱茶人物_中华普洱茶网

【编者按】《我的版纳缘》是阮殿蓉女士写于2013年的一篇文章，文章所叙述之事跨越近三十年，有事件，更有情感。字里行间，文里文外，就如同作者在身边与你娓娓道来。"无论是作为一名普通女性，还是作为一个茶企负责人，西双版纳之于我的一份亲缘，一份茶缘，一份六山缘，一份情缘，几乎浓缩了这些年来的光阴，以及我的梦想和寄托。"文章较长，建议收藏细读。

亲缘

我与西双版纳结缘，是从一所学校开始的。1985年秋天，17岁的我背着行囊，带着胆怯与陌生，离开故乡，前往几百公里以外的云南大学法学院的前身之一云南政法专科学校求学。与上个世纪80年代几乎所有大学生一样，我在昆明的大学生活是由幻想、欢乐、憧憬和期待构成的。在这里，我遇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我人生的轨迹，注定由此而改变。

先生与我是大学同班同学，他来自西双版纳，祖籍是临沧风庆。大学期间在与他的交往中，我常常听他提及遥远的云南南部，那是一块野象出没和佛塔林立的热带土地。此前，我只是年少时在影片放映之前的新闻纪录片里见到过西双版纳，绚丽的筒裙，风情万种的傣家少女，浓密的热带雨林，欢乐的泼水节……银幕上那个美丽的地方虽然让人向往，我却从未设想过自己未来的生活会与西双版纳产生什么联系。

但是，自从碰上后来成为先生的他，西双版纳顿然变得具体起来、亲切起来，不再是银幕印象中的遥远与陌生。我的故乡昭通，以及他的故乡西双版纳，成为大学几年里，我们交流得最多的话题。我开始想象西双版纳的一切，它的山川与河流，集镇与街道，以及寻常人家的日常生活。事实上，在调到西双版纳勐海工作之前，那块陌生的土地已经在我心里无数次温暖过了，亲近过了，以至于我第一次跟随先生去版纳，感觉不仅似曾相识，甚至有点像是梦中多次涉足的故地。

我一直喜欢散文家苇岸在《一个人的道路》中写下的一段话："我曾经想，在我之前，这个世界生活过无数的人，在我之后，这个世界还将有无数人生活；那么在人类绵延中，我为什么就与我同时代的这些人相遇，并生活在一起了呢？我不用偶然来看这个问题，我把它视为一种亲缘。"是的，我把与先生的相遇、相识、相知、相恋、相守看成是上苍赐予的亲缘，我尊重并感恩这种生命中的偶遇，更感激这种偶遇最终促成的人生选择。

作为一个60年代后期出生的人，我一直喜欢上个世纪的80年代，那不只是我情窦初开的青春岁月，更重要的是，那个健康、向上并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时代，一定程度培育了我此后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认真、诚信、积极、乐观。与今天的许多年轻人的务实不同，那时的我们，只要决定牵手，就决心相伴走过一生。那种对爱情的盲目和浪漫，至今想起来还是那样的砰然心动啊！

1988年，大学毕业，我与先生各自分配回了自己的故乡。昭通与西双版纳，云南一南一北两个地方，让人感到山高水长一般的遥远、落寞，尽管每隔不了几天，邮差就会沿着那条在崇山峻岭间蜿蜒的国道，带来彼此的信息，但纸上的文字远远无法解渴现实的思念。所谓的亲人，就是骨头里的想。那个时候，我外部的世界似乎只剩下了西双版纳，唯有它，能将我寂寞的内心照亮。

为了能够早日生活在一起，先生一家积极行动，寻找关系，联系单位，于是就有了半年以后的调动。1988年11月，我告别了父母，调到了西双版纳勐海县的人事局工作，我做公务员，先生做律师。我其实也很乐意做个小女人，那时的愿望，就是做一个贤妻良母，相夫教子，守着一小块情感的土地用心耕耘。作为一个远嫁他乡的人，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我的内心也曾有过忐忑与不安，但先生的一家给了我特别的温暖。我的公婆出身书香门第，在生活中，他们谦和、宽厚、豁达、善良，把我视为女儿。是他们给予的亲情，让我在最短的时间融入进了西双版纳的这块土地，让我内心安稳而踏实。

幼时从银幕上得来的西双版纳的印象，经过零距离的接触，同时也经受时光的漂洗，西双版纳犹如亲人，我越来越熟悉它的呼吸、声音、气味、颜色，熟悉它的日出日落，熟悉它的四季更替，熟悉它的满天星斗，熟悉它的遍地绿茵……

小城的生活，虽然节奏缓慢和色彩单一，却在平静中带给人异样的温暖。在勐海县城慢板一样的生活中，我与许多当地的朋友建立了终生难忘的友谊，相互的信任、关心、体让，让我在异乡享受了故乡的待遇。也许，缓慢的生活，是有益于友谊醇化的，朋友之间有更多的时间相处，能够更多地感受对方的善意，至今想起来，在西双版纳勐海工作的经历，仍然是我内心最为温暖的记忆。

原以为这样波澜不惊的生活会一直待续下去，可几年以后的1996年，一纸调令，我被调到中、缅、泰、港合资的云南振思铁合金矿业有限公司做中方代表、第一副总经理、党支部书记，负责公司的筹建工作。从人事局的工作人员，到中外合资企业的中方代表，角色变化之大，让我一时难以适应。然而责任心还是促使我尽快进入情况和状态，那一段时间，我跑遍了西双版纳和缅甸的山山水水，踏访矿山，寻找矿源。这份直接触摸土地的工作，让我的内心更深地认识了西双版纳这块土地。

基于对西双版纳的深刻体认，我发现，较之于故乡昭通，它展示出另一种丰盛与厚重。云南"万绿之宗"的美誉，西双版纳承载得更多，在这里，万物生长，万物葳蕤，万物丰茂，遍地绿树成荫，到处生机盎然。这与昭通大地的沧桑荒凉之美，形成极大的反差。如果说，故乡大地以其沧桑荒凉，为开阔我的人生格局提供了某种可能，奠定了某种底色，那么，西双版纳则使我的人生旅途充满了柔情，并显得通透达观。

茶缘

尽管西双版纳自古以来就是茶叶的生产地，但是调到那儿工作的时候，我也没有想过此后的人生会与它结下那么深的情缘。不过仔细想下来，一个人与这个世界的特殊缘分，其实早已注定了。我的母亲早年在供销社工作，她店里的那些日用百货和副食品里，其实就有产自西双版纳的普洱茶。母亲时常与茶叶打交道，那些来自云南南部的饼茶、砖茶和沱茶，让母亲的身上终年弥漫着淡淡的茶香。那是记忆中母亲身上特有的味道，对我来说，那就是家的味道，是亲人的味道。

不同的人对家的味道、亲人的味道，体认和感受可能不尽一致，但我始终近乎偏执地认为，从母亲身上散发出来的茶叶芬芳，却最能打动人心，最为天长地久。

也许是因为在铁合金公司的工作得到了上级的肯定，也许是命运的节点注定要与茶叶有关，1998年，我被任命为勐海茶厂厂长、党委副书记。这是一家有着数十年辉煌历史的茶厂。1938年12月，正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原中国茶业公司与云南全省经济委员会合资组建云南中茶公司，并决定在佛海（今天的勐海）建立茶厂。1939年春，中茶公司派茶叶机械与加工专家范和钧到佛海考察并筹建茶厂。次年，佛海实验茶厂建成投产。但新生的佛海茶厂只生产了两年多，就因战火而停产。这一停就近十年，直到1952年才恢复重建，并更名为勐海茶厂。然而作为云南建厂最早的茶厂之一，勐海茶厂有着较深的文化积淀和良好的传统，即便在文革这样的非常时期，也生产了不少后来被普洱茶人追捧的茶品，比如七五六二茶砖，比如云南七子饼茶的7542、7572。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计划经济不再一统天下，勐海茶厂没有及时主动去加以适应，导致企业严重亏损陷入困境，加之所投资的火柴厂、啤酒厂接连失败，更是伤了企业的元气。

我接手勐海茶厂的时候，全厂账面上现金只有八千多元，但欠茶农的款项却多达1500多万。一个小女子，突然肩负如此重担，我几乎彻夜难眠。我知道，勐海茶厂要起死回生，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支付所欠茶农的款项。通过调查，我发现，原来勐海茶厂虽然拥有自己的茶园，但产量有限，难以满足企业生产所需，因此多年来，勐海茶厂的生产原料均依赖周边的茶农，可是管理上却有着明显的漏洞，之前茶厂因为资金紧张，茶农交茶来多打白条，企业并未留下有说服力的存根，因此有一些白条，究竟真是企业所打还是他人伪造，就难以辨别、确证。所以，我到勐海茶厂之后，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堵塞漏洞，过去打给茶农的白条限期换发新条，所有新条皆有编号、数量、日期的存根作为依据，以"原单对底单"核对付款，杜绝一些人利用仿造白条领款的现象。

当时，勐海茶厂的生产能量规模为7500吨，但实际年产量只有3000吨左右，而且是以滇红、滇绿为主，其中普洱茶的产量只有600多吨，不足勐海茶厂实际生产量的四分之一。接手勐海茶厂以后，我带着3个人用12天时间跑了勐海茶厂的几个传统市场，发现了一个怪现象：企业每生产1公斤红茶或绿茶，就要亏损1至2元，而且滞销，可是产量却大，仓库的存货中就有大量过期的、质量不合格的红茶和绿茶，但小有盈利并畅销的普洱茶却生产得少。也许是天有机缘，那时我恰好看到了台湾出版的一部介绍普洱茶的专著，是邓时海先生写的《普洱茶》。我吃惊地发现，邓先生在书中推荐的许多普洱茶珍品，竟然就是勐海茶厂所生产的！我的眼睛一亮，一下子找到了为这个处于困窘中的茶叶企业起死回生之路。

世纪之交前的勐海茶厂，的的确确是一个墙内开花墙外香的企业。在与海外茶商的交往中我意外地发现，在台、港及东南亚一带声名遐迩的勐海茶厂的普洱茶品，在省内却鲜有人知，究其原因，是因为当时的云南人大多不喝普洱茶，甚至连勐海人也基本不知道勐海茶厂生产的普洱茶，更不知道在海外却为爱茶者所追捧。企业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盈利。发现这个秘密以后，我立即停产滞销的红茶和绿茶，并将红茶和绿茶车间改造成为普洱茶车间，集中精力生产颇受欢迎的普洱茶。由于普洱茶具有越陈越香的特性，因此根本不用去担心产品生产出来一时卖不出去，即使是所产普洱茶第一年卖不出去，留到第二年出手，还会涨价。不过当时并没有太多的人看好我能让勐海茶厂扭亏为盈，毕竟他们觉得我年轻，那年我只有30岁，整个茶厂数百人中，只有10个人的年纪比我小。更主要是他们觉得我还是一个茶叶专业的门外人，一个长头发见识短的小女子，怎么能够让一个沉疴严重的老牌国企起死回生？

他们没有信心，可我在对勐海茶厂进行了深入调研之后，却看到了希望，因为勐海茶厂有一批技术一流的人才，我相信只要给他们一种激励、一种精神、一种理念，看上去气息奄奄的企业，就能够枯木逢春。我还记得在第一次职工大会上，我对职工们说，勐海茶厂不是没有文化，而是文化丢掉了；不是没有精神，而是把锐气磨掉了；不是没有形象，而是被亏损打掉了。所以，我提出了三个理念：重建勐海茶厂的企业文化，重塑勐海茶厂的企业形象，重铸勐海茶厂的企业精神，让勐海茶厂的每个职工以自己是勐海茶厂的职工而骄傲。做企业，没有精气神不行，但只有精气神也不行。让职工重拾信心之后，还要有更为扎实的举措。为了能够将一些传统的制茶工艺传承下来，我返聘了一批经验丰富的离退休制茶师傅传经送宝，想方设法把勐海茶厂数十年间积累的制茶经验传承下来，并发扬光大。

同时，我还邀请云南农业大学的邵婉芳、蔡新等教授和台湾著名普洱茶文化专家邓时海先生来授课，在企业里开展技术大比武。我始终认为，企业文化是支撑一个企业持续发展的原动力。为此，我在进行勐海茶厂产品结构调整的同时，加大对企业文化的培育力度，成立了勐海茶厂民族茶艺队，请朋友雷平阳、虎良灿撰写了勐海茶厂厂歌和编辑拍摄了纪录勐海茶厂的专题片《普洱茶香，勐海至上》，请雷平阳以勐海茶厂历史为主线的写了第一本云南普洱茶专著《普洱茶记》，由此从文化上大大提高了勐海茶厂的知名度。

对产品结构的调整，以及对普洱茶文化的重视与挖掘，让勐海茶厂迅速走出低谷，曾经被时光遮蔽的老品牌重新焕发光彩，勐海茶厂所产的普洱茶迅速扩大了市场的占有率。然而，新的困惑又出现了，一些无良企业见勐海茶厂的产品受市场欢迎，纷纷仿冒。为此，我们采取了限量生产的策略，即每生产一批优质普洱茶，就立即停产，再生产另一批不同的茶品，保证了勐海茶厂生产的茶品不被假冒和少被假冒。经过一系列努力，原本陷入破产边缘的勐海茶厂，到2001年终于扭亏为盈，公司的经营额和利润，也达到了92年之后的最好水平。

这一期间，因为勐海茶厂，因为普洱茶，我与西双版纳这块土地就更为亲近了。如果我在出任勐海茶厂厂长后，真如一些器重和鼓励过我的人所说的那样，之所以能够展示出义无反顾的态度和不可动摇的魄力，那么，我的力量之源不是别的，就是西双版纳大地本身。我清楚地知道，一个人的身后，有无数的父老乡亲，有一个村庄，他就能拥有巨大的能量。而我的身后，就是西双版纳这块丰盛厚重的土地啊！

这一期间，我天天与茶叶打交道。事实上，我真正与之打交道的是西双版纳这片土地。我得到了生于斯长于斯的茶农的理解和支持，得到了生于斯长于斯的茶技师的尊重和配合，得到了无数次神游和遥望过这个美丽的地方的普洱茶人的承认和推崇。通过大家的努力，让一个曾经盛极一时但又一蹶不振的茶厂焕发出巨大的生命力，重振茶叶的光荣。可以说，我得到的其实是这片土地的接纳。直到现在，我都把这种来自大地的接纳，看作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与荣耀。

六山缘

勐海茶厂的几年工作让我终身难忘。在此之前，我很少喝茶，甚至弄不清楚红茶和绿茶的区别，成为勐海茶厂的厂长后，我恶补了这方面的知识，在一年内，我不仅掌握了整个茶厂的生产管理流程，洞悉了一个茶叶企业的管理奥秘，而且还对普洱茶文化有了较深的了解，特别是有了由衷的喜爱。唯一遗憾的是，我在面对这个庞大的国有企业时，必须花大量精力来协调各种关系，这对性格直率的我来说，渐渐成为了一种负担，那时心里就想，什么时候，能够按自己对普洱茶的理解，来做一家茶企？

在当今的茶品中，普洱茶有着最为悠久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东汉时期。在西双版纳的民间，曾有"武侯遗种"之说，可见普洱茶的种植，在三国时期就已成了气候。今天，在西双版纳班章、贺开等地，随处可见树龄数百年上千年的栽培型古茶树，它们是大地保留下来的秘密，从中可以洞见版纳一带茶叶种植曾有的辉煌。有史料记载，到了明末清初，云南的普洱茶生产盛极一时，不仅畅销全国，还远销日本和东南亚一带。

清朝乾隆年间的进士檀萃在其《滇海虞衡志》中有这样的描述："普茶名重天下，出普洱所属六茶山，一曰攸乐、二曰革登、三曰倚邦、四曰莽枝、五曰蛮砖、六曰慢撒，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这六座茶山，其实都在西双版纳，由于它们全在澜沧江以北，所以又被称为江北六大茶山。

我想，普洱茶之所以会在清朝盛极一时，应该是有其深层次的内在原因的。1644年，满族人进驻北京，此前，这个在东北白山黑水间游猎的马背民族，日常饮食以肉食为主，早就渴望能够找到一种消化功能强大的饮料。进入北京成为大清帝国的统治者之后，养尊处优的生活，让他们有机会接受全国各地敬献来的贡茶，这个时候，普洱茶"消食化痰、清胃生津"的神奇功效，就会让皇室人员眼前一亮。事实上也是这样，产自西双版纳一带的普洱茶，进入皇宫以后，很快就得到了帝王们的青睐，以至于鄂尔泰出任云南总督后，他想到的第一件事情，竟然是在思茅设立官办的茶叶总店，为清宫采办贡茶，以博圣上赏识。

中国社会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历来都是上有所好，下必效焉。在皇家的追捧下，满朝文武都以品饮普洱茶为时尚。于是，在京城，一时之间，普洱茶名声大振，历史书中，也就留下了"普洱茶名重天下"和"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这样的记载，甚至曹雪芹在写《红楼梦》时，也不忘在书中提提普洱茶的好处。

当年，以"六大茶山"为主的西双版纳茶区，年产干茶就已达8万担。"六大茶山"，成为了普洱茶的代名词。清人阮福所著的《普洱茶记》，数百字的短文，四次提及六大茶山。因此，2002年，当我离开勐海茶厂，决定创办自己的茶厂时，首先想到的企业名称就是"六大茶山"。这是一个灵光乍现的名字，它几乎可以说是普洱茶的代名词，对于一个普洱茶企业来说，六大茶山这四个字有着太丰厚的文化内容，它几乎浓缩了整个普洱茶发展的历史，将云南这块土地上关于普洱茶自然的、历史的以及社会人文的多种因素融合为一体。

我得承认，将自己创办的企业命名为六大茶山，灵感来自作为普洱茶圣地的六大茶山本身，来自于自古以来迷藏了六大茶山的西双版纳大地。

我同时也相信，作为茶企，六大茶山是一个附丽于西双版纳大地的企业，它必然会得到大地的信赖、呵护。

成立六大茶山公司，是为了延续我的普洱茶之梦。我想以闻名天下的六大茶山优质茶菁为原料，生产最为纯正的优质普洱茶，回报那些真正的普洱茶人。我还记得最初在阅读茶博士蔡澜先生《普洱颂》时的感受。蔡先生说："普洱茶已经成为香港的文化，爱喝茶的人，到了欧美，数日不接触普洱茶，就浑身不舒服。我每次出门，必备普洱茶，吃完一杯，什么鬼佬垃圾餐都能接受。"作为一个当过茶厂厂长的人，这样的文字与感受是会入心的。接触了太多的普洱茶爱好者，了解了普洱茶与他们生命的种种机缘，我就想，选择了"六大茶山"四个字作为企业名字，我就要对得起这四个字，无愧这四个字后面那些青翠的茶山。

在勐海茶厂工作期间，我曾不止一次到过江北的六大茶山，也到过位于勐海县和澜沧县的江南六大茶山，考察各地的茶菁品质，我甚至还到了临沧、思茅等地收购压制普洱茶的原料。不难发现，云南茶叶的主产区，无论是凤庆、景东、镇沅、普洱、勐海以及江北

江南的六大茶山，都在北回归线以南的澜沧江两侧，这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有雾日多，相对湿度大，自然生态保持完好，土壤的有机质高，特别适合茶树尤其是大叶种茶树的生长。更为难得的是，由于六大茶山的茶农受自然条件和种植习惯的影响，茶园完全不使用化学肥料，而是靠自然的肥力来维持茶树的生机，使得六大茶山堪称一块还没被化肥污染的净士。况且六大茶山上的茶园，地面大多为枯叶覆盖，形成了茶园的自然免耕。我十分清楚，六大茶山是西双版纳大地赐予普洱茶人的一份厚礼，我创办六大茶山公司，就是要按照大地的旨意，将这份厚礼给予更多的爱茶人。

云南出好茶，好茶出六山！就成为了我人生的一个心愿。

自古以来，六大茶山就是极品普洱茶的生产地，清代遗存的"金瓜贡茶"，光绪年间生产的"普洱茶王"，以及福元昌圆茶、同庆号老圆茶、鼎兴圆茶等普洱茶精品，几乎都与六大茶山有难以割舍的渊源。因此，注册"六大茶山"成功以后，我内心难以平静，隐隐的感觉肩上有一种责任，这责任来自于历史，也来自于宿命。云南六大茶山公司，必须自觉传承千百年来，无数茶人在澜沧江两岸的群山怀抱中孕育出来的普洱茶文化。

我是个急性子的人，2002年4月公司注册完成，而在此之前，我早已物色好了制作经验丰富的茶叶师傅，因此公司六月就顺利投产，最初的厂区设在昆明巫家坝机场旁。也许回族家庭里养成的爱好卫生的习惯，我对"六大茶山"厂区的卫生要求几近苛刻，即便是用竹笋叶包装"七子饼茶"这样的工序，我也要求工作人员戴手套与绑脚套。当初我刚到勐海茶厂时，发现工作环境脏乱不堪，员工在生产车间吸烟，厂区到处是违章建筑，有人还在厂区里养猪养鸡，我印象极深。所以有了自己的公司以后，我就不停地向自己的员工灌输卫生观念，因为茶叶是做给人喝的，六大茶山所产的茶品，每一批都要抽样送到卫生检测中心检查，合格后方可出厂。有一个小小的个案很能说明我们对茶品卫生的重视，我们公司出口到日本的"六山御品原茶熟茶"，被日方以极为严格的方式检测，但是所检测的320项指标，全部合格。

做普洱茶企业，最大的快乐就在于能够拼配和生产出几款值得用时间去收藏的茶品，我把这样的茶品看成是一个茶叶企业值得自豪的作品。我针对江南六大茶山和江北六大茶山之说，公司成立以后，采集了易武山、南糯山、邦崴山、攸乐山、班章山和倚邦山上的上等茶菁，生产出系列野生茶饼以及数十个品种的纯正普洱茶，其中"佛海银毫饼"和"六山春尖饼"两个产品，2002年一面市，就以其高品质被中国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授予"普洱茶国际名优产品金奖"。这，也许是受益于我们对卫生的重视，也许是得益于我们对传统制作工艺的坚持与发扬！

我一直认为，基于普洱茶的文化，也基于普洱茶越陈越香的特性，六大茶山生产的产品不应该仅仅是单纯的饮品，它同时还是一种可以收藏的茶品，一种可以与时光一同成长的作品。试想一下，如果一个茶人在多年以后，重新与自己收藏的茶品邂逅，品饮一段往昔，感受一段温情的时光，那将是何等美妙、惊喜的一种心情？

也许是天道酬勤，也许是受惠于"六大茶山"这四个吉祥如意的文字，公司成立以后，得到了许多茶友的呵护与关爱，迅速发展成长，而六大茶山，也以自己的努力来回报更多的茶友。最近几年，公司商标被云南省工商局评为"云南省著名商标"。"六大茶山"品牌被认定为"云南名牌"，"六大茶山"牌普洱茶，被云南省农业厅授予"云南名牌农产品"称号。这些荣誉的取得，既是肯定，也是鞭策和激励，更是欣慰，说明我没有辜负"六大茶山"这几个字，没有辜负普洱茶千百年来积淀下来的文化，没有辜负茶山背后的西双版纳大地。

情缘

从1988年11月调勐海工作，到2002年离开，10多年的朝夕相处，让我此生对西双版纳有着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缘。虽然2002年来到昆明创业，但当企业有所发展后，我还是毫不犹豫选择在西双版纳的勐海县建厂。不仅仅是那里有生产优质普洱茶的茶菁，更重要的是，勐海，那是块流淌过我青春年华的地方，我了解那里温情的山水，习惯那里湿润的空气，熟悉那里亲切的方音。每一年，或者因为工作，或者就是单纯想念那里的朋友了，我都会多次去勐海。当汽车沿着景洪到勐海的公路急驰，看着车窗外熟悉的田野，我感觉勐海那儿还是家，还是精神的归所，是一个夜晚可以踏实安睡的地方。

如果是工作闲暇，有时我还会独自逛一逛那儿的菜场，询问菜价，买一买自己喜欢吃的蔬菜，仿佛昨天自己还生活在那里，仿佛这些年自己仅只是出了一趟远差，没有任何生疏与不适。行走在熟悉的街道上，与一些熟悉的面孔打招呼，在这里留下的点点滴滴生活记忆，会再度泛上心头。有时，我也会约上过去的朋友，去勐海的夜市吃吃烧烤，聊聊旧时的友谊，在彼此的温暖中，看附近住户的灯光渐渐熄灭，暗夜中，我能清楚听见时间流逝的声音，更能真切地感到自己对这块土地情感上的依赖。

也许正是因为内心深处的勐海情与版纳缘，六大茶山公司赞助了在勐海开展的一个又一个活动："魅力勐海2011年全国藤球锦标赛"、两年一度的"六大茶山杯足球赛"……2012年4月10日，在公司十周年庆典之际，我还特别提议，由六大茶山公司倡议并率先捐赠了10万元，成立六大茶山朝阳基金和夕阳红基金。夕阳红基金是为了照顾勐海勐混镇贺开村委会里那些老无所依的人，而朝阳基金则是用于救助贺开村范围内的孤儿和贫困学生，并对小、中、高在校学生的优学者给予奖励，同时也对在校的贫困大学生给予资助。在当天的庆典晚会上，公司客户及茶友纷纷慷慨解囊，共同捐赠了40多万元。

我之所以要倡导设立六大茶山朝阳基金和夕阳红基金，是因为我一直觉得，一个企业发展了，就必须对社会有回报。多年来，我一直有个梦想，就是想通过茶业企业的带动，让那些纯朴而贫困的茶农，能够有更丰厚的收入，过上富足的日子。为此，2011年6月，六大茶山公司与勐海县签订了开发勐混镇贺开古茶山的协议。贺开古茶山是西双版纳、同时也是目前世界上已发现的连片面积最大、密度最高的古茶园，总面积达到16200亩，古茶树超过200万株。但是，由于与外界缺少沟通，在贺开山上生活的拉祜族同胞至今仍然过着贫困的生活，许多人一辈子就生活在茶山上，连山下不远的县城也没有去过。我希望由六大茶山公司负责的贺开古茶山旅游文化开发项目，能够带给这块土地上的拉祜同胞更多的实惠，让他们也像山下的人们一样，享受社会进步带来的幸福与快乐。

2012年6月1日，我到勐混镇的贺开小学与那里的孩子们一起过儿童节。那一天，云南六大茶山茶业股份有限公司朝阳基金的启动仪式在这里举行。我们对全校580多名同学赠送了书包和学习文具，并向20名贫困学生发放了贺开朝阳基金。那是让人快乐的一天，是我与勐海那块土地情感与事业的再一次深度融合。我也希望很多年以后，生活在这里的孩子，还能够回忆起与我们一起度过的儿童节。更希望他们中的一些人，能够在六大茶山的帮助下，走下茶山，走向更为宽广的未来。我心里还暗暗期望，这些孩子中，能走出更多的"传茶人"。

无论是作为一名普通女性，还是作为一个茶企负责人，西双版纳之于我的一份亲缘，一份茶缘，一份六山缘，一份情缘，几乎浓缩了这些年来的光阴，以及我的梦想和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