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茶叶生产贸易

抗日战争时期的茶叶生产贸易

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军民不仅从战略上牵制、抗击、削弱了日军,支援了苏、美等盟国,而且中国作为亚太地区的抗日基地,为盟军提供了许多物资,比如茶叶、桐油,同时,通过出口换来了宝贵的外汇、军火等战略物资,以支撑艰苦卓绝的抗战。

茶叶在抗战前均为大宗出口产业,浙江太湖平原蚕丝产地沦陷后,受日寇统制,影响出口,但茶叶因为产区多在中西部地区,因此还能保持大量的出口,为抗战作了很大的贡献。

抗战爆发前后,中国茶叶出产地带,如祁红茶产于安徽的祁门,宁红茶产于江西的宁州(修水县),温红茶产于浙江的温州、平阳、青田、泰顺、瑞安,湖红茶产于湖南、湖北,建红茶产于福建,徽州茶产于婺源、歙县、休宁、绩溪等地,平水茶产于浙江的绍兴、上虞、新昌、嵊县等地,湖州茶产于浙江的安吉、长兴、吴兴、孝丰等地,以上统称"洋庄茶" (即外销茶,又名厂箱茶)。武夷山的红茶、杭州的龙井茶、洞庭的碧螺春茶、黄山的云雾茶、新安的松萝茶、云南的普洱茶、六安的瓜片茶等统称为"店庄茶"(内地茶叶店所售的内销茶叶),产地分别为福建、浙江、安徽、江西等地。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贸易委员会下设富华公司,专门负责茶叶的进出口业务,先由该会评定市价,而后将全国茶产全部收购,集中于香港,以便分配输出。此制度设施后收效很大,因此虽然在战争时期,交通时有阻碍,而茶叶的输出反而比1938年和1937年有一定的增加。如1939年,茶叶总输出额为33054085元,1938年同期为30787274元,1937年同期为30661711元。1938年8月份的输出,竟达6823434元之多。同时,1939年,浙江、江西、安徽国统区的茶叶获得大丰收,突破往年的纪录。据贸易委员会统计,仅休宁、婺源、歙县三处,1939年产量就达16万箱,出口11万箱,不仅产量比往年有增加,输出数量以地区而论,也超过了往年的数目。

苏联本是茶叶主要销售区,在1939年的销售量比往年更多。抗战爆发后,货物出口都在香港,国际茶叶贸易也集中在那里。因为广州沦陷了,转口业已经转道到温州、广州湾等地。据统计,1939年转往苏联的茶叶,共值1500万元之巨,比往年增加了2至3倍。

为了扩充植茶,改进茶技,增加生产,国民政府经济部任命中国茶叶公司负责此事,并制定四川、云南、贵州、广西4省为茶区。经该公司分派技术员实施调查后,决定先在云南划一茶叶实验区,成立"云南茶叶改进所",在愿宁(今宁洱县)设立制茶检验厂,将云南的普洱茶改为生产红茶和绿茶,向海外各地区推销。

云南茶叶改进所成立以后,富滇、中国、交通、农民四个银行合组成立贷款团,1939年暂定国币100万元,实施各项改进计划。至于运输交通,政府开始修理愿保支路,以接通滇缅路而利运输。茶技人员,由各战区的茶农、茶工调往,此事不但有利于增大华茶出口,且寓救济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浙江等地难民于生产事业中,为此,赈委会也拨款10万元协助其进行。

福建、江西、安徽、浙江4省,为管理本省茶业生产起见,均设立了茶产管理处,分别对本省的茶叶生产销售进行改进,并作通盘的计划,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一是废除了中介商人的盘剥;二是办理各茶号的贷款业务;三是派人监督制茶;四是管理茶叶的运输;五是办理茶叶出口;六是统筹茶件运输。

对于各省茶叶,如符合外销的,各省茶产管理处均指定区域集中,装外轮运送到香港,交富华公司销售。富华公司则特设浙茶、闽茶、皖茶、赣茶等部门,专门负责运销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