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茶馆治学法PK胡适治学法「民国茶范」_普洱茶人物_中华普洱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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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胡先生颇为得意和不断微笑地向笔者口授其大学时代逐渐领悟的治学方法之时，他也常常问我抗战期间读大学和中学的情况，因为那时他没有回过国，不了解战时教育的情况。因而笔者偶有陈述之时，他总是说："应该写下来，应该写下来……这些都是最好的战时教育史料。"

其实"史料"是否"最好"，虽很难说，故事倒也是很有趣的。笔者拜读鹿桥兄的《未央歌》，对他在四季如春的昆明校园里的生活很是神往。而我自己所藏身的雾都重庆沙坪一角，也别有情趣！

胡适与唐德刚

笔者抗战中期所就读的大学，是"人间"沙坪"中大"（那时后方还有"天上"和"地狱"两"坝"）可能是因为地区的关系，全国统一招生，报考"第一志愿"的学生太多，沙坪中大那时是个有名的"铁门坎"。要爬过这个门坎，真要凭"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可是惭愧的是我们那时的文法科，也是个有名的"放生池"。一旦"阴功"积到，跨入大学门栏，然后便吃饭睡觉，不用担心，保证四年毕业。

那时的"联大"据说比我们要好得多了。目前在美国颇有名气的数理逻辑专家王浩教授，便是与笔者"同年"参加"统考"，进入"联大"的。当我二人各吹其"母校"时，王君总是说："你们进去比我们好，出来比我们差。"笔者细思，按数理逻辑来推理一番，王君之言，倒不失为持平之论。我想"我们"出来比"他们"差的道理，是"我们"四年大学，有一半的时间是在茶馆里喝"玻璃"喝掉的。

当年"我们"在沙坪坝读文法科，教授先生与我们，似乎没有太大的关系。他们上他们的课，我们坐我们的茶馆。真是河水不犯井水。考试到了，大家挤入课堂，应付应付一下。若有"保送入学"的"边疆学生"，或日军中起义归来的"韩国义士"，用功读书，认真的考了个"八十分"，大家还群起而哂笑之，认为他们"天资太差，程度不够"！

唐德刚

因此看"天资不差，程度很够"的高人名士，只有到茶馆里去找；因为他们都是隐于茶馆者也。其时所谓"沙磁区"一带的茶馆里的竹制"躺椅"（美国叫做沙滩椅）据说总数有千张之多。每当夕阳衔山，便家家客满。

那些茶馆都是十分别致的。大的茶馆通常台前炉上总放有大铜水壶十来只；门后篱边，则置有溺桶一排七八个。在水壶与溺桶之间川流不息的便是这些蓬头垢面、昂然自得的、二十岁上下的"大学者"、"真名士"。那种满肚子不合时宜的样子，一个个真都是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再生，稍嫌不够罗曼蒂克的，便是生不出苏、柏二公那一把大胡子。

诸公茶余溺后，伸缩乎竹椅之上，打桥牌则"金刚钻"、"克鲁伯"，纸声飕飕；下象棋则过河卒子拼命向前……无牌无棋，则张家山前，李家山后；饮食男女，政治时事……粪土当年万户侯！乖乖，真是身在茶馆，心存邦国，眼观世界，牛皮无边。

有时桥牌不够打，饮食男女谈腻了，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换换题目，大家也要谈谈"学问"。就以笔者往还最多的，我自己历史学系里的那批茶博士来说。谈起"学问"来，也真是古今中外，人自为战，各有一套；从《通鉴纪事》到《罗马衰亡》，从《至高无上》到《反杜林论》……大家各论其论。论得臭味相投，则交换心得，你吹我捧，相见恨晚！论得面红耳赤，则互骂封建反动，法斯过激，不欢而散。好在彼此都是卧龙岗上散淡的人，来日方长，三朝重遇，茶余溺后，再见高下……

唐德刚

如今事隔三十多年，回头看看当年"进去比他们好，出来比他们差！"才气纵横、囚头垢面而谈诗书的沙坪坝旧侣，又何尝不是如胡适之先生所说的"诸公一一皆人英"呢？笔者在海外教书，算来也二十多年。所参加的各种民族，各式各样的学术讨论会，也为数不少。但是那些"会"就很少比我们当年沙坪坝上的茶馆seminar更有才气，更富智慧。

前些年笔者在纽约州大学一所校园内教了一年书。那时群山丛中一个孤立的大学城。学生课余无聊，则去啤酒吧（beer bar）里喝啤酒，跳舞吹牛。因而四周群山之中，据说有啤酒吧五十余所。笔者课余无事，偶随一二同事，进去一觑虚实。观察所得总觉得他们的"啤酒吧"里饮食男女的气味太重，没有我们"茶馆"里的"学术气味"。

在我们"茶吧"之中，笔者自惭"智商"较低，读书也比较保守。但是风气所及，也读了一肚皮小册子。今日回思，那时我们茶馆里所谈的"学问"，已经很明显地超脱了"胡适之治学方法"的范畴。

胡适与唐德刚

记得在大二的时候，我选了一位戴瓜皮小帽的教授赵少咸先生的"文字学"。我们主要的参考书是《段注说文解字》。一次我在《说文》里无意中翻到个"县"字。一看段注引《释名》曰："县，县（悬）也；县（悬）于郡也。"我立刻便觉得段玉裁太疏忽了。"县悬于郡"是秦始皇以后的事，而县之制早见于春秋，怎能说县之为县，是因为他老人家"县于郡也"？！

所以我想"县"字在古代一定别有意义。我一肚子的小册子，因而也帮助我大胆假设出"县"的本义是"悬而未决"不是"县县于郡。"因为在古代封建制度之下，土地不能自由买卖。他的所有权不是"封"人，便是受人之"封"。但是有些新近开拓的土地，在未找到适当"受封"者之前，则暂时不"封"。这种"悬而未决"的"待封"土地，便是"县"；它由国君派一文官暂时管理，这种暂时性的管理员，便是后来的"县令"或"县长"的前身。

桐叶封弟

就拿我"唐"家来说吧。据说敝族一世祖原来是个凤子龙孙--他是周成王的"小弱弟"。一次他哥俩在一起玩耍，哥哥捡起一片"桐叶"向弟弟说："封给你吧！"也是我唐家有福，这句戏言被周公听到了，他就向小弱弟"道贺"。成王说这不过是我兄弟俩的游戏，何能当真？谁知周公是位书酸子，他硬要说："天子无戏言！"这一下成王不得已，只好"封小弱弟于唐"。小弱弟也就一下子成了敝族里的第一个"封建地主"了。

但是"唐"这块地方（territory），在小弱弟受"封"之前又具有何种"法律地位"（legal status）呢？我想那可能就是个"悬而未决"的地位。在封建制极盛的西周，"悬而未决"的土地，终必封人。至东周封建制逐渐崩溃之时，许多"悬而未决"的土地，则派专门的文官治理，永不封人。这一来，我国的"封建制"也就逐渐蜕变成"文官制"。文官制下，土地自由买卖，也就逐渐变成马克思所谓"亚洲式的生产方式"（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亚洲式的生产方式"何以与"欧洲式生产方式"不同？这个问题，马克思派社会史学家如不加以解决，则马公的整部唯物史观都要动摇了。我把这个"发现"待会茶馆。众茶馆历史学家都认为"有道理"，认为"这个题目可以做"。在诸大名士鼓励之下，我就真地"做"起来了。

我做的"方法"也是直觉地把古书里所有有关"县"字记载抄下来，排个队。可怜那时，我们这些国立大学里读书的青年，尚不知古书已有"引得"（index）可用。我们只是用笨法办法到古书里一页页地去"找"。什么十三经、诸子，乃至金石甲骨的拓片，都是我寻找的对象。我们的茶馆讨论班有时也会帮我去找。我们一共找了百余条有关"郡"和"县"的记载。把它们排起队来，我越看越相信我的"发现"有"真理"。

在众人讨论和鼓励下，我就真的写了一篇《中国郡县起源考--兼论封建社会之蜕变》的小文章，这是我大学二年级的事。

顾颉刚先生

大学三年级我有选了一门顾颉刚先生兼授的《商周史》。顾先生教了些什么我已不大记得了。只记得他是我们大学四年中唯一不要考试，只缴一篇期终作业，便可了事的教授。因而我就把这篇茶馆论文修改修改就搪塞了。转眼就是大学四年级了。我想写一篇中国古代地方制度史作毕业论文，因而就写了封信给顾先生讨回这篇"期终作业"。谁知顾先生寄回的卷尾上竟还有一长篇用朱笔写的批语，说什么"有眼光有裁断，文笔亦能达出……望多治商史，将此文重作，当为编入人文史杂志也"。

另外他还附了一封长信，一再叮咛，要我"多治商史"。遗憾的是那时被"摆子"打惨了；平价"八宝饭"也吃够了，我急于要"毕业"；也就未再去"多治商史"了。今日回想起来，真觉得有辱师承。

笔者之所以不惮烦，把自己这篇上不得台盘的茶馆作文也重叙了一大遍，主要是我觉得，那时我们沙坪坝茶馆里一群二十上下的臭皮匠谈的"学问"，似乎已经突破了胡适之先生所倡导的"治学方法"的框架了。

唐德刚

胡适之先生在本篇中所说的"治学方法"，事实上是我国最传统的训诂学、校勘学和考据学的老方法。简言之便是版本真伪的比较，文法的分析，再加上他独具只眼的"历史的处理"。用这些精密的方法，他就可以发前人所未发，把古书里的"言"字、"汝"字、"尔"字……分析得头头是道。但如果碰到"郡"字、"县"字，这些与制度史、社会史有关的字，他那套"方法"便不够用了。

把土地"悬而不封"，这一"封建社会蜕变过程"中的活生生的现象，并非中国所专有。中古欧洲和近古日本都有例可援。这是以"社会治学史"和比较史学中的关键所在，学者如罔顾社会科学法则，而专门去倒训诂学、校勘学的字篓子，那就所见有限了。

胡适

所以胡适之先生求学时期，虽然受了浦斯格和杜威等人影响，他的"治学方法"则只是集中西"传统"方法之大成。他始终没有跳出中国乾嘉学派和西洋中古僧侣所搞的圣经学（biblical scholarship）的窠臼。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在茶馆里也曾谈到"孔子的老子为何不姓孔"的问题。孔子的子孙：孔鲤、孔伋、孔安国、孔融、孔祥熙、孔德成，都姓"孔"，为何他的老子独独不姓"孔"呢？这虽是个小问题，但它却显示出孔子时代经济上的大变动。这个变动的实情如何？那当然不是"胡适治学方法"所能"治"得出来的了。

所以在现代社会科学方法发展对照之下，适之先生的治学方法，事实上只能算是现代学术中的一种"辅助纪律"（ auxiliary discipline）。适之先生之所以乐此不彼者，实在是他幼而学、长而行，考据成癖。还有就因为他是个"老辈"。老辈们搞老辈的学问。你要他不知老之将至，而向后辈不断跟进，是做不到的，尤其是享有盛名的"老辈"。